今天給大家介紹一位在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史上繞不過的一位作家——丁玲。

盡管現(xiàn)在的文學青年談起丁玲，大多是一臉的不以為然。

在我看來，這種普遍的“不以為然”要么是對丁玲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shù)性；要么是對丁玲在改革開放后拒絕“訴苦”的行為。

實話實說，丁玲的作品別說放到2023年，就是拿丁玲和80年代的作家相比，她作品都顯得淺陋和粗糙。

但是，為什么那么多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研究者都對丁玲的作品給予那么高的評價？

難道他們看不出丁玲作品的淺陋和粗糙？

新文學運動時期的作家合影

他們當然看得到，但是他們更清楚知道丁玲的作品主要是在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還不成熟時期所創(chuàng)作的。

丁玲在作品敘事技巧上的粗糙和幼稚，并不是丁玲自己才能不夠，而更多的是那個時期作家的共同的局限性。

而丁玲相比同時代的作家而言，在寫作上已經(jīng)相當早熟，甚至可以說她領(lǐng)先了時代半步，排在她前面的女性作家可能只有蕭紅以及張愛玲。

所以，對丁玲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shù)性有所看法的同時，也要考慮到丁玲所處的時代。

而對丁玲在改革開放后拒絕“訴苦”的行為“不以為然”，那我只能說，這些對不理解丁玲所作所為的人，也不了解丁玲是一個怎樣的人。

年輕時的丁玲

丁玲，1904年出生于湖南臨澧佘市鎮(zhèn)高豐村，原名蔣偉，字冰之；畢業(yè)于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丁玲35歲之前可以說就已經(jīng)名滿天下，她被人稱為“‘五四’的女兒”、同時也是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中國最著名的女性反叛者，甚至可以說她就是中國最早的女權(quán)運動家。

而且丁玲還是被魯迅稱贊過的唯一一位“無產(chǎn)階級作家”，看清楚，不是女作家，而是作家。

同時，丁玲也是當時第一個到達陜北的文學家，1936年11月，丁玲到達陜北保安。

而丁玲的到來，也極大加強了陜甘寧邊區(qū)原本薄弱的文藝運動的力量，甚至不謙虛的說，丁玲的到來，使得邊區(qū)在當時文藝運動中有了全國性的女性旗手。

因為當廣大愛國學生和進步青年討論起文學，尤其是女性作家時，就會談論起丁玲，而丁玲當時正在陜甘寧邊區(qū)。

那么對于當時許多對革命理論還很懵懂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只需要知道“丁玲在陜北，那邊區(qū)一定是進步的，一定是革命的�！本妥銐蛄�，到達陜甘寧抗日根據(jù)地后，他們會完完善自己的革命理論的。

當然，丁玲更富有傳奇色彩的是從1955年開始，丁玲就遭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對待，她的名譽遭到了極大損害，確實可以說受苦受難了20多年。

60年代北大荒

可以說，如果要說誰心里的痛苦和哀怨最大的話，文學界沒人大的過丁玲，但是丁玲卻從來不愿意談論自己蒙冤20年時間的苦難，她更多的是談論自己在過去20年里那些令她感到愉悅的點點滴滴。

比如當有朋友問她過去的歲月里是否養(yǎng)過雞時？丁玲不但回答自己確實養(yǎng)過，還興致勃勃的給朋友介紹她當年被下放到北大荒，給生產(chǎn)隊養(yǎng)雞的趣事。

她饒有興致的回憶著她在北大荒養(yǎng)雞的點點滴滴，表示在生產(chǎn)隊為國家飼養(yǎng)幾百只雞也很有意思，孩子、病人和人民群眾都每天都需要高蛋白的雞蛋嘛。

丁玲的這種回答，令當時周圍的人都大吃一驚，還有人很不禮貌的表示一位作家不能寫文章，只能去養(yǎng)雞，還認為養(yǎng)雞很有趣，自己實在無法理解。

丁玲卻只是微微一笑。

不是丁玲自己內(nèi)心沒有苦，沒有怨，只是丁玲實在不愿意去“哭哭啼啼”，她覺得那是“沒出息”的表現(xiàn)。

丁玲對自身苦難一笑置之的態(tài)度，是一貫的。

早在1975年，她給朋友的寫信就對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有非常理智的看法，她認為在國家的偉大進程中，難免有些人會吃點苦頭，有些人會沾點便宜，這都是很正常的，沒必要抱怨：

一個大的運動，一個大革命的進程中，總會有某些人吃了一點苦頭，某些人沾了一點便宜…把這些作為革命，特別是革命前進中的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去看，就沒有什么憤憤不平，就沒有什么可埋怨的了。

丁玲不僅自己“一笑置之”，還很看不上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

丁玲認為相比個人所受的那點委屈，國家的“傷口”更大更深，不想著如何為國家“療傷”，反而在那里自怨自艾，這不是給國家的“傷口”上撒鹽嗎？

不能只看到個人有傷，難道國家沒有傷？……住房破了、漏了，你不去補漏，還要去戳，不是漏洞更大了么？

丁玲之所以遭受了那么大的冤屈，怎么不悲戚，不控訴，不怨恨，最主要的原因是丁玲是當時難得有大格局的女作家，加之丁玲的性格就是樂觀、孤傲、大氣倔強、不服輸；兩相疊加，就造就了一個不抱怨的丁玲。

丁玲1983年在瀾滄江上

丁玲自己都曾經(jīng)在作品里提到過自己與一般作家的不同：

（我）不是那種一打就倒，一打就跑，吃安眠藥、上吊的人。這就與灰色的人生觀劃清了界限。

1980年，丁玲在一次內(nèi)部座談會上談到自己過去20年的“蒙冤生涯”時，她就表示自己20年以來很少感到空虛，因為她始終堅信社會主義，堅信國家的核心力量是健康可靠的：

我可以說一點，就是二十多年來，我很少感到空虛…因為我堅信社會主義優(yōu)于資本主義，堅信經(jīng)歷了半個世紀復雜斗爭的國家的核心力量始終是健康可靠的…因為我走到哪里，到處都看到純樸善良的人民和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事業(yè)，我走到哪里都是熱烘烘的。

這并不是丁玲的套話，1982年丁玲受邀訪問美國，以丁玲當時在全球的影響力，丁玲完全可以滯留不歸，而美國方面也十分愿意為丁玲全家提供一個舒適的生活。

但是丁玲在訪問過程中沒有抱怨過一句，沒有說過一句讓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想聽的話。

丁玲之所以這么做，就是因為她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她不愿意讓“外人”看自己祖國的笑話。

丁玲與丈夫

丁玲后來還專門提到了這一點：

我到美國去，多少人問我，你怎么受冤枉的，是誰整你的？他們都是明知故問，就想從我這里撈一點去…我說沒有這么一回事，我不能讓美國人看笑話。

總而言之，丁玲之所以不抱怨，不怨恨，是因為丁玲發(fā)自內(nèi)心認為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相比，個人總是渺小的，作家應該拋棄個人的痛苦哀怨，用作品激發(fā)民眾的愛國熱情，一起投入到國家的建設中去。

金庸曾說過，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丁玲就是女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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