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當代著名文化批評家，上海同濟大學教授

朱大可語錄：

“但我們面對著的，往往不是一種健康的記憶體系。選擇性失憶和強迫性記憶，成為民族記憶的嚴酷的敵人。

今天的文學現(xiàn)狀的惡化程度，遠遠超過了當年，文學不僅完成了空心化的歷程，而且還腐爛到了文體和話語本身。文學要為漢語的退化承擔部分責任。

中國的消費市場之所以更為畸形，就是因為它只考慮GDP(利潤)增長，而拒絕為誠信付賬。

而現(xiàn)在，我們終于到了自食其果的時刻�！�

南都周刊：2006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有著巨大的歷史意義。這一年，孫中山誕辰100周年、魯迅逝世70周年、“文革”發(fā)動40周年與結(jié)束30周年、唐山大地震與毛澤東逝世30周年，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中國各階層以多種不同的姿態(tài)與話語，隆重或者默默地紀念這些歷史。你認為這里面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嗎？

朱大可：記憶是文化的根基，也是民族的財富，并且必然是未來文藝復興的基石。在這個意義上，珍惜記憶就是一種美德，它捍衛(wèi)了文化的尊嚴。但我們面對著的，往往不是一種健康的記憶體系。選擇性失憶和強迫性記憶，成為民族記憶的嚴酷的敵人。

南都周刊：對80年代的回顧，在2006年成為熱點。有人說，回味80年代的人中，文學家很多，容易用文學的方式把80年代講成一個青春和激情的故事，以至于讓后人對80年代產(chǎn)生誤解和反感；重提80年代開頭開得不好，認真地梳理尚待時日。對80年代的回顧還需要哪些思考？

朱大可：我非常理解一部分知識者把記憶引向青春舊夢的心態(tài)。但這只是記憶的一部分功能，80年代的許多更為重要的東西，并未獲得必要的敘事和闡釋。在我看來，正是80年代的人道主義幼稚病，成為日后知識分子衰退的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娛樂化的“惡搞”成為2006年最顯著的文化現(xiàn)象。網(wǎng)絡視頻“饅頭”案之后，網(wǎng)絡惡搞呈燎原之勢，古典名著、社會名人、紅色經(jīng)典無一幸免。例如黃健翔世界杯另類解說“梨花體”詩歌等。有人說，這種“娛樂至死”現(xiàn)象，實際卻是對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反叛，是個性的回歸與張揚，是民本意識的提升與崛起。《光明日報》舉辦的一場主題研討會則指出，“惡搞”是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思潮一種新的表現(xiàn)形式，有著很大的負面效應。在“惡搞”現(xiàn)象及對其評論的現(xiàn)象背后，我們有什么值得檢討的？

朱大可：我要在此再次表明我的立場，那就是反對把戲仿和反諷稱為“惡搞”，因為“惡搞”一詞從一開始就為戲仿文化構(gòu)筑了一個負面的道德圈套。從總體上說，戲仿是人類敘事的一種全球性方式，也是人類文明進化的一個重要樣式，用所謂“虛無主義”來定義戲仿，并不恰當。戲仿運動中存在的某些不良現(xiàn)象，不是戲仿的本質(zhì)。

南都周刊：2006年，似乎又是個選秀年�！俺�女”、“萊卡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兒”，“夢想中國”，到處是海選和PK。有人說，諸多選秀節(jié)目意味著中國正全面步入一個個人主義時代，揭示了從無厘頭精神的自嘲到個人主義的冥想傾向，大大刺激了社會轉(zhuǎn)型期間的青年一代對大眾狂歡文化的渴求；也有人說這是對藝術(shù)的玷污，不過是一份文化蛋炒飯。

朱大可：選秀運動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擴張了個人的明星夢想，為少數(shù)人從底層直升成功的頂層，提供了某種低成本的高速通道，也導致了大眾對成功道路的誤判。個人成功的方式和途徑是無限的，完全沒有必要所有人都擠死在同一條道路上。

南都周刊：2006年，對于中國文壇來說，是個多事之秋。先是韓白之爭，韓寒炮轟“文壇是個屁，誰也別裝逼”；緊跟著，思想界和文學界互掐，“梨花體”詩歌被惡搞，作家洪峰上街乞討，葉匡政稱“文學已死”，海外漢學家拋出中國文學垃圾論，這里面不乏網(wǎng)絡口水與媒介跟風惡炒，但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也有自己的問題，你怎么看？

朱大可：早在1988年，我就曾經(jīng)以“文學的空心化”為由，宣布過中國文學的死亡，雖然那是一種過激的言論，但卻表達了我的憂思。今天的文學現(xiàn)狀的惡化程度，遠遠超過了當年，文學不僅完成了空心化的歷程，而且還腐爛到了文體和話語本身。文學要為漢語的退化承擔部分責任。

南都周刊：食品安全和藥品安全，在2006年引起了社會的空前關(guān)注與強烈反響，從“齊二藥”到“欣弗”事件，從紅心鴨蛋到多寶魚，都給這個社會造成了重大損失。從食品藥品管理新機制，到公民的誠信問題，這里面有哪些需要檢討的？

朱大可：食品安全問題，不是一種個別現(xiàn)象，它是整個食品生產(chǎn)體系的結(jié)構(gòu)性弊端。為了應付龐大的飲食業(yè)的需求，食品制造業(yè)只能大規(guī)模使用激素、抗生素等化學添加劑，來提高自身的生產(chǎn)能力。這是消費主義至上導致的惡果。中國的消費市場之所以更為畸形，就是因為它只考慮GDP(利潤)增長，而拒絕為誠信付賬。而現(xiàn)在，我們終于到了自食其果的時刻。

南都周刊：這一年，中國的國家形象塑造行為似乎也比較多，更改圖騰、禁止不文明游客境外游，同時也有電視系列片《大國崛起》等。如何看待《大國崛起》的熱播及其引發(fā)的爭論？

朱大可：《大國崛起》的熱播背后，映射著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結(jié)，國家-民族共同體的崛起及其崛起方式，其實不是一個新鮮話題，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都曾有過類似的文化熱潮。目前的這種爭議，不過是歷史的某種自我重復。我看不出它比以前的爭議推進了什么，恰恰相反，它的爭論水準，甚至不如80年代。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就是知識分子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