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匠不示人以璞”，歐公的每一篇文章，從“寫完”到“寫好”都要經歷脫胎換骨的過程，與初稿相比往往面目全非，有的甚至沒有保留初稿的只字片語。

作者 | 鐘志翔

題圖 | 歐陽修塑像

作家是與語言打交道的手藝人。對于作家而言，語言有它親近可感的面相、體溫、色澤、音韻、質地、氣息和風神。作家的追求越高、審美意識越強，臨文之際就越是矜慎不茍。

他在肥瘠、濃淡、繁簡、修短、妍媸、精粗之間反復琢磨剔抉，為之糾結猶疑、寢食不安，為之捻斷莖須、嘔心瀝血、雕肝鏤腎而形神損傷，必使日月星辰歸其位、動植萬物適其性、神采風流躍然紙上而后心安。這何嘗不是一種強迫癥？

一代文宗歐陽修就患有語言強迫癥，且癥狀不輕。

歐陽修畫像。

癡心追求

歐陽修的文學地位是無比崇高的，蘇軾稱他為“文章百世之師”。但人們夸獎他的文學造詣時，卻忽略了他為之承受的折磨。

歐公自述寫作經驗是“三多”，即看多、做多、商量多，又說“惟勤讀書而多為之”，沒有具體可供復制的寫作技巧，只有不斷地學習、積累與探索。一個輕飄飄的“多”字，積壓著計算不清的心理曲折。 他還說，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即馬上、枕上、廁上。寫作覆蓋生活的廣度和密度，與生活糾纏的深度，都一一見于言外。

歐公對語言有特殊的敏感，容易感受文字的“出戲”，并且疾之如仇。他任考官期間，有位考生寫道：“天地軋，萬物茁，圣人發(fā)�！币馑际钦f天地初分、萬物生長、圣人出世，但用語晦澀——語言給自己“加戲”，卻遺忘了表意的本職。這深深刺痛了歐陽修，他從頭至尾畫一道紅線，表示抹殺，并依韻寫道：“秀才刺，試官刷�！奔扔哪�，又冷酷。歐公的這種“過激”反應，既出于他變革文風的歷史使命感，更來自他對語言美本身的極致追求。

歐公寫文章的過程充滿琢磨之苦，似乎從來沒有沖口而出、一揮而就的快意。他寫完一篇文章，就把它張貼在墻壁上，坐時看一看，躺時想一想，心心念念就是如何推敲、如何修改。 “大匠不示人以璞”，歐公的每一篇文章，從“寫完”到“寫好”都要經歷脫胎換骨的過程，與初稿相比往往面目全非，有的甚至沒有保留初稿的只字片語。

歐公像出自天性、安于天命那樣，精心經營他的文章事業(yè)，直到聲名卓著的晚年，仍然苦心焦思，不改素志。他的夫人勸道：“何必自苦如此呢，難道還怕先生生氣嗎！”歐公答道：“不畏先生嗔，卻怕后生笑�！�

“先生嗔”與“后生笑”，有什么區(qū)別？“先生”是一個外部的權威，能夠實實在在影響一個人的考試錄取、官職升遷，先生不認可，當然可畏；但“后生”綿延于身前死后，是想象中隱含不露的理想讀者，代表著對文學事業(yè)的純粹評價，意味著作者的理性反觀和自省自律。

歐陽修保持君子之畏，有他的癡心追求，也自有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歐陽修故里——永豐縣沙溪鎮(zhèn)。曾健/攝

簡潔與風神

當歐公在琢磨語言的時候，他在追求什么？

有人說是簡潔。簡潔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一個理想�！独献印氛f：“悠兮其貴言�！薄百F言”，即以最少的語言，表達最深遠的意蘊，達到最可觀的效果；凡是可有可無的枝詞贅語，皆要刬除干凈。“言近旨遠”“以少總多”，都在呼應這一境界。

的確，有些故事表明歐公追求簡潔。如朱熹《朱子語錄》記載，有人買得歐公的《醉翁亭記》草稿，只見原文開頭用了數十字來寫“滁州四面有山”，都被歐公畫一大圈刪去，定稿只留下“環(huán)滁皆山也”五個字。

又如《湘山野錄》記載，歐公在洛陽時，由錢惟演命題，他與謝希深、尹師魯三人同題創(chuàng)作，比賽較量。起初，謝文500字，歐文500多字，尹文僅380多字，“語簡事備”又“典重有法”，于是勝出。 當時歐公年輕豪俊，不甘人后，他記取文字尚簡的教條，重寫一篇，結果比尹文還少20字，獲得了尹師魯“一日千里”的贊譽。

但是，如果僅僅是文字以少為貴，就很可能誤解了歐公的文學理想。因為，還有故事卻告訴我們，歐公行文會適度增多文字。

永叔公園。吳鋼/攝

有一次，歐陽修為宰相韓琦寫《晝錦堂記》，已經交稿了，但他又有修改，于是派人快馬替換舊稿。韓琦兩相對讀，乍看之下，并無區(qū)別；仔細閱讀，才發(fā)現歐公將“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xiāng)”兩句，改成“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xiāng)”，增益了兩個虛詞“而”字。

所謂虛詞，就是不表實意，不影響文意，何必要鄭重添加呢？ 因為盡管不影響文意，卻會影響文氣，增減一個“而”字，氣息就有短促、舒緩之別。短促像鼓點，舒緩如弦樂，本無優(yōu)劣之分，但是文章要彰顯韓琦“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氣度，就適宜采用悠遠從容的語調了。

歐公偏愛和平雍容之音、深婉不迫之韻。他作《峴山亭記》，出示給章惇。章惇讀到“元凱銘功于二石，一置茲山，一投漢水”一句時，提出修改意見，希望改為“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歐公欣然接受。

理由何在？就像飲酒之時，由穿戰(zhàn)袍、著正裝的壯士來斟酒，或者由翩翩美人來斟酒，似乎都無不可，但前者顯得太過突兀嚴肅，不如后者合宜中節(jié)。

由此可見，歐公琢磨語言、考究文字，實則是在追求風神意度：一種飄渺但植根于修養(yǎng)、生成于性情、流露于語言的氣息，一種難以言表卻可心領神會的趣味。

正因為有“風神”，千百年之下，也能使人超越時空的阻隔，感受歐公凜然如生的精魂。無怪乎王安石予以高度評價：

“如公（歐陽修）器質之深厚，知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見于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fā)于外者，爛如日月之光輝……”

歐陽修雕像。

順理而成章

宋太祖問宰相趙普：“天下何物最大？”這個問題憑空而來，不好回答。也許《老子》中有現成的答案，所謂“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歸結到“王”上，以頌圣為宗旨，或許還能博得人主的歡心。

但趙普扣住一個“最”字，說：“道理最大”。天下以道理為最大，意味著圣明天子也不能任性隨意，而只能順從天下公理與普遍法則。

歐公傾盡心力寫文章，不管如何委曲紆徐，其旨趣無非是順理而成章，“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這既呼應著時代風氣，也塑造著時代精神。陳寅恪說，華夏民族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這是有原因的。

歐公的《朋黨論》《正統(tǒng)論》等以理馭氣，是宋代論體的典范之作。而說理色彩最為淡薄的記、序、墓志等文體，也寫得怡然理順。即便是《與高司諫書》這種詞鋒甚銳的文章，盡管說出了“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這樣動氣的話，卻因其落在身為諫官、幸遇圣主、可言而不言、不言又不去、不去且責人的事實與邏輯之上，也仍有雄辯而內斂的理性力量。

又如歐公的《峽州至喜亭記》，打破一般的“記”體習慣，注重從心與理的角度追溯“至喜”的由來。最直接的緣由是岷江之險峻、至峽州始為安流，從舟人旅客的心理來說，是為“至喜”。

既然岷江兇險非常，為何游客非走此道不可且絡繹不絕呢？歐公再將筆觸伸向宏闊的歷史與地理，遠溯蜀國與中原的商業(yè)交通史， 文章由大至小、由遠而近，好比層層奔涌的江水連綿匯聚于小小的峽口，將“至喜”的背景、成因與質性說得環(huán)環(huán)相扣、情韻萬方。

歐陽文忠公祠。吳鋼/攝

小小的一座亭臺，竟生發(fā)出如此多的曲折與波瀾，令人領受多重意蘊？但細細體味，似又不能僅僅歸結為歐公心靈生發(fā)之妙，因為它貫通了深厚的歷史、地理依據，可稱得上是“客觀”的“境界”。 這就是歐公文章的特點，不單是主觀想象力在發(fā)揮作用，而有其事與理的內容為支撐，故而顯得堅實無華、醇厚不虛。

歐公對語言的功能有清醒的認識，他化解了“言不盡意”的焦慮，而將其調適為“言能盡理”。以言盡理時，語言全然融化于事理本身之內，完成于它的“消失感”。而在理得心安之際，歐公得以治愈心疾、復歸寧靜與平和。

更多精彩資訊就在

吉安號客戶端

來源：當代江西

監(jiān)制： 段江婷

值班主任：胡煜坤

值班編輯：王潔

編校： 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