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五七”干校，年齡稍大一點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產(chǎn)物，是“改造”干部的場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來的，又是怎么結(jié)束的?對此，許多人就不一定了解。

毛澤東有一個良好的愿望，卻沒有找到一個好的勞動形式

自從毛澤東認為蘇聯(lián)黨已經(jīng)變質(zhì)、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以來，他就一直在研究蘇聯(lián)是怎么變的，一直考慮在中國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通過對各種材料的分析發(fā)現(xiàn)，蘇聯(lián)的干部是不勞動的，他們高高在上，脫離人民。不光如此，蘇聯(lián)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蘇聯(lián)，黨員、干部，要由干部子女來當，普通勞動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當黨員、干部。他還看到，中國的干部中也有脫離群眾、脫離勞動的現(xiàn)象。許多干部從來不勞動，搞特殊化。他們穿得干干凈凈，吃得好，還看不起工人、農(nóng)民，對工人、農(nóng)民搞瞎指揮，甚至打罵群眾。經(jīng)過觀察和思考后，毛澤東得出了一個初步的認識：干部搞特殊化，脫離勞動，脫離人民，是產(chǎn)生修正主義的重要原因。為了避免中國的干部腐化變質(zhì)，毛澤東形成了一個干部要參加勞動，通過勞動，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lián)系的思路。毛澤東的這個思路反映在他寫的兩個批語中。

一個批語是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對《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寫的批語。毛澤東在這則批語中寫道：“階級斗爭、生產(chǎn)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chǎn)黨員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chǎn)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lián)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绷硪粋�批語是1964年12月12日寫的。毛澤東在這個批語中寫道：“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筆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tài)中，最后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chǎn)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jīng)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chǎn)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此外，毛澤東在1964年回答法國總統(tǒng)特使馬爾羅的提問時說：“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他所說的具體措施中，很關鍵的，就是干部參加勞動。可見，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愿望——通過干部參加勞動來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但是，在當時，毛澤東還沒有找到一個將干部統(tǒng)一組織起來參加勞動的好形式。

林彪寄來的一份報告，引出了毛澤東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已經(jīng)發(fā)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此時，他認為，在中國已經(jīng)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chǎn)階級手里，而落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里�！白哔Y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區(qū)一級有，縣一級有，公社一級有，甚至生產(chǎn)大隊、生產(chǎn)小隊一級也有。而且，從面上看，工廠、機關、學校、部隊里面，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隨著毛澤東這一認識的形成，他對干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更加感到迫切了�？墒�，他看到，過去中央光是號召干部參加勞動，但各地執(zhí)行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說，大部分沒有認真執(zhí)行。許多地方流于形式，走過場。那么，怎樣才能找到讓干部參加勞動的最好形式呢?

正當毛澤東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林彪給毛澤東寄來了一份報告。林彪寄給毛澤東的是1966年5月2日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nóng)副業(yè)生產(chǎn)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這份報告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chǎn)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jīng)濟意義：(一)恢復了我軍的老傳統(tǒng)；(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nóng)田；(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chǎn)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chǎn)，可以同發(fā)展邊疆經(jīng)濟、建設國防結(jié)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zhàn)備時期多搞點生產(chǎn)，在三五年內(nèi)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于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zhàn)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后，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但毛澤東考慮問題的思路，卻不限于軍隊生產(chǎn)的范圍。他考慮得更深更遠。他由軍隊搞生產(chǎn)，聯(lián)想到辦一種“大學�！钡膯栴}。這種“大學�！保�各行各業(yè)都要辦。在“大學校”里，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chǎn)，由此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正好與他1958年所設想的辦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于這一考慮，毛澤東于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后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fā)到各軍區(qū)，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干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后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fā)生世界大戰(zhàn)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jù)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nóng)副業(yè)生產(chǎn)。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chǎn)自己需要的若干產(chǎn)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chǎn)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nóng)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chǎn)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nóng)、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diào)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nóng)、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chǎn)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nóng)副業(yè)生產(chǎn)，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nóng)民以農(nóng)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chǎn)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nóng)、學軍，也要批判資產(chǎn)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統(tǒng)治我們學校的現(xiàn)象，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了。

商業(yè)、服務行業(y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jīng)不是什么新鮮意見、創(chuàng)造發(fā)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jīng)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于軍隊，已經(jīng)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xiàn)在更要有所發(fā)展罷了。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轉(zhuǎn)“五七指示”時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fā)展�！睆拿珴蓶|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jīng)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lián)系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jīng)向把干部集中起來辦“大學�！鞭D(zhuǎn)變了。在這個“大學校”里，不光是參加生產(chǎn)勞動，而且把生產(chǎn)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chǎn)階級聯(lián)系起來。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農(nóng)民、解放軍、學校都辦這種“大學校”的同時，提了一下干部。具體怎么辦，他還沒有考慮好。

“文化大革命”中的機構精簡，使機關干部的安置成了一個大問題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員會。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區(qū)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革命委員會同時宣布成立。這樣，全國(除臺灣省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qū)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在當時被稱為“全國山河一片紅”。此后，成立革命委員會的重點，由地方轉(zhuǎn)入中央各部。

當時，國務院的部級機構有90個。毛澤東決定，在這些機構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員會。在成立革命委員會時，要實行精簡的方針。林彪得知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后，向毛澤東建議：現(xiàn)在中蘇關系緊張，可能馬上打仗，應該對一些重要的部委實行軍管。毛澤東當時也估計到有發(fā)生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見。于是，林彪先后派出軍隊干部，對18個部委實行了軍管。在這些參加軍管的軍隊干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親信。這些軍隊干部到這18個部委后，由他們組織領導班子，建立革命委員會。對那些沒有宣布軍管的部委，林彪以各種理由，向毛澤東提出建議：派軍隊代表去那些部委掌握領導權；成立革命委員會時，也要以軍隊干部為主，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核心。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這些單位里原有的干部，大部分沒有得到安排。這樣，就又出現(xiàn)了許多沒有工作的富余干部。

同時，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毛澤東也考慮到了精簡問題。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報》在報道《靈寶縣革委會實行領導班子革命化——精兵簡政，密切聯(lián)系群眾》時，加了一個按語，按語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員會，要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走“精兵簡政”的道路。實際上，那時地方都已經(jīng)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此時所說的“精兵簡政”，主要是針對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來說的。機構精簡了、干部編制壓縮了，多余的干部怎么辦?毛澤東于1969年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勞動。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再次強調(diào)了機構精簡的原則。在精簡原則和干部下放勞動的號召下，中央開始全面考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準的《關于國務院各部門設立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中確定：國務院各部委機構，由原來的90個精簡為27個，各部委的干部編制總數(shù)壓掉82％，27個部委干部只留下原來干部編制總數(shù)的18％(實際上，原干部留用少于18％，因為有后派來的軍隊干部占了一定的編制——筆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員會。在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進行了合并，成立一個新的部級機構；有些部委被撤銷。這樣一來，在中央機關里，富余出來的干部數(shù)量就更多了。

中央國家機關干部的精簡，直接帶動了各省、市、自治區(qū)機關及其下屬的地、縣一級干部的精簡。接著，各企業(yè)、學校、群眾團體的干部也大量精簡。精簡之后，多出來的干部數(shù)量，當時雖然沒有數(shù)量上的統(tǒng)計，但肯定是一個龐大的數(shù)字。如何安置精簡出來的干部，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問題�！拔幕�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熱潮過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關進了“牛棚”。但是，當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轉(zhuǎn)向爭奪本單位、本地區(qū)領導權時，大家誰也顧不上管“牛棚”了。何況誰管“牛棚”誰就要花費人力，還要承擔被關押者自殺或者逃跑的風險。于是，各造反派開始相互推來推去，最后誰也不管了。被關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兒安置?這是一個大問題。當時，許多地方的負責人，包括接管一些單位權力的軍代表、工宣隊負責人，都紛紛向上反映這一問題，請示如何處理關在“牛棚”里的干部。這個問題自然逐級地反映到了毛澤東那里。毛澤東一時也拿不出一個好辦法來。一時間，中國出現(xiàn)了一大批被精簡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關進“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問題。

柳河“五七”干校被樹為典型后，各地紛紛仿效

正當中央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nèi)，都為安置上述干部發(fā)愁時，遠在邊陲的黑龍江省，突然冒出了一個柳河“五七”干校。

原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也一直在為如何安排精簡下來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發(fā)愁。一開始，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只是安排這些人打掃衛(wèi)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雜活。但這些活畢竟有限，干完這些活，這些人仍然閑著無事做。后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想出一個辦法：把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農(nóng)村，辦一個農(nóng)場，保留工資待遇，讓他們在體力勞動中“改造”自己。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派人經(jīng)過專門考察選址，最后選定了慶安縣的柳河，作為辦這種農(nóng)場的試點。

柳河這個地方，自然資源比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問題。第一批干部到達柳河后，還可以繼續(xù)建房、開荒、種樹、辦小工廠，為安置第二批干部創(chuàng)造條件。去柳河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時間有長有短；干部勞動的時間，也根據(jù)體力而有長有短；又保留原工資待遇，干部們很容易接受。于是，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5月7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fā)表兩周年之際，正式啟動這一計劃，當天組織第一批干部到達柳河，并把這個農(nóng)場命名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辦時還算順利。到達那里的干部，與當?shù)剞r(nóng)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們的生活和勞動也得到了當?shù)剞r(nóng)民的幫助。這些干部在柳河種了不少地，又新開了一些荒地，蓋了不少新房子，還種樹，搞副業(yè)生產(chǎn)。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把辦柳河“五七”干校的經(jīng)驗介紹材料進行了上報。這個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況匯編》第628期上發(fā)表。經(jīng)驗材料中說：辦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改革上層建筑走出了一條新路。干校共有學員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機關干部和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機關干部辦農(nóng)場，走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的道路，深受廣大貧下中農(nóng)的歡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親臨三大革命第一線，接近了貧下中農(nóng)，增強了對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種土地3000余畝，農(nóng)、林、牧、副、漁全面發(fā)展，并自力更生辦起了小型工廠、企業(yè)。實踐證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養(yǎng)干部的好地方，是實現(xiàn)機關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種好辦法”。

毛澤東看到這個材料后，于9月30日寫了一則批語。他寫道：“此件可在《人民日報》發(fā)表。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以上請?zhí)岬脚鲱^會上討論決定。”

姚文元接到毛澤東的上述批示后，對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報上來的材料又進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題目為：《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jīng)驗》，并在他寫的編者按中引用了毛澤東的批語。這個由姚文元寫的按語說：毛主席關于柳河“五七”干校經(jīng)驗的批語，“對反修、防修，對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應引起我們各級革命干部和廣大革命群眾的高度重視。希望廣大干部(除老弱病殘者外)，包括那些犯過錯誤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勞動的過程中重新學習，使自己的精神面貌來一個比較徹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員會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執(zhí)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勞動，使自己不脫離勞動人民，既當‘官’，又當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別注意不要染上脫離群眾、脫離勞動、一切依靠秘書、做官當老爺?shù)膭兿麟A級壞作風，要保持無產(chǎn)階級朝氣蓬勃的革命的青春”。姚文元寫好這一按語后，報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jīng)驗》的報道，同時刊發(fā)了姚文元寫的編者按。

這樣，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澤東肯定的典型。各地紛紛仿效柳河“五七”干校，辦起了許多干校。中央各機關，包括中央辦公廳，也都在外地尋找地點，分別辦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時間，“五七”干校在全國到處“開花”。

“五七”干�！案脑臁焙汀板憻挕备刹康膬煞N功能

“五七”干校有中央辦公廳辦的，有中央各部辦的，有省一級革命委員會辦的，有地市一級革命委員會辦的，也有縣一級革命委員會辦的。“五七”干校也分為幾類：有的以農(nóng)為主，有的以林為主，有的以牧為主……各地的“五七”干校還辦有加工廠，生產(chǎn)一些輕工業(yè)產(chǎn)品，還搞了不少副業(yè)生產(chǎn)。各地辦的“五七”干校，大多建在當?shù)貤l件較好的地方。這樣，當年或第二年，即可以實現(xiàn)生產(chǎn)自給。一般來說，“五七”干校的機械化程度比當?shù)剞r(nóng)村的水平要高許多，生活條件也比當?shù)剞r(nóng)民要好一些。但是，繁重的體力勞動、單調(diào)的文化生活以及較差的生活環(huán)境，使不少到“五七”干校勞動的人感到是處在艱難困苦之中。

一開始，黑龍江省辦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為了安置精簡下來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毛澤東的批示下來之后，中央各單位、各地各單位辦的“五七”干校，就不能只限于此了。因為毛澤東在批示中明確指出，“除老弱病殘者外”，廣大干部都應該下放勞動，“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而且，毛澤東還把自己的女兒也送到中央辦公廳辦的“五七”干校去鍛煉�！度嗣袢請蟆返木幷甙粗姓f得更明確：“在革命委員會中工作的新老干部，也要執(zhí)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勞動�！边@些話所表達的含義是：包括通過造反當上革命委員會領導干部的人，也要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勞動。在造反派眼里，他們到“五七”干校，不是去“改造”，而是去“鍛煉”。他們認為自己只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報》的社論要求——為了“保持無產(chǎn)階級朝氣蓬勃的革命青春”才去“五七”干校的。

“五七”干校的兩種功能，針對的是兩部分不同的人。這兩部分不同的人，結(jié)局也大不相同。精簡下來的干部、“牛棚”里的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們大多舉家搬遷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數(shù)年，在那里長期勞動。并且在開始，一點回城的希望都沒有。他們在干校里，從事的是最艱苦的勞動。連年老體弱的人，每天也要去干那些很重的體力活。他們的子女到了一定年齡，也要參加勞動。這部分人中，有些仍然有親屬在城市，但他們一年也難得回城一次。許多科技工作者、文學藝術工作者，在“五七”干校那種條件下，也只能干體力活，而不能從事專業(yè)研究和創(chuàng)作，他們的大好年華就在繁重的體力勞動和單調(diào)的生活中消逝了。一般來說，除了“牛棚”里的干部外，其他干部去“五七”干校，是定期輪換的。但由于輪換得比較頻繁，也使他們荒廢了業(yè)務和專業(yè)。

另一部分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干校后，大多都擔任大大小小的頭頭。他們一般不從事體力勞動，即使參加一點體力勞動，也是輕微的。有的則干脆搞一些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們更重要的任務是對“五七”干校中的廣大干部進行監(jiān)督、管理。那時，“五七”干校實行的是軍事管理制度：起床是定時的，然后還要點名，排隊出工；收工也要排隊，回來后也要點名；休息時間是定時的，到時間就統(tǒng)一熄燈。由于當時處于戰(zhàn)備時期，“五七”干校也搞一些軍事訓練，但并不發(fā)給武器，只是讓他們挖壕溝。各地的“五七”干校都辦有食堂，凡是干校的人，都在食堂吃飯。這一系列的環(huán)節(jié)，都有人監(jiān)管。于是，造反派干部便成了“五七”干校里面大大小小的監(jiān)管干部。這些人一般只在“五七”干校呆很短的時間。他們回去以后，就算鍍了一層“金”，有了進一步被提拔的“資本”。

冷清下來的“五七”干校最終被新恢復的黨校所取代

1971年林彪事件發(fā)生后，中國先后開展了“批陳整風”、“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的注意力也轉(zhuǎn)到了這些事上面。同時，原來的閑置干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注目了。

1971年底至1972年初，周恩來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恢復他們的工作。此后，各地在解放老干部問題上，也有所動作。這樣，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的一大批“牛棚”里的干部，得以陸續(xù)離開“五七”干�；爻牵�這使仍在那里勞動的其他人也開始不安心起來，他們紛紛回城申訴或找關系，爭取早日從“五七”干校回城。

這些情況使“五七”干校逐漸冷清下來：在那里勞動的人越來越少，部分農(nóng)田也荒蕪了；原來住滿了人的宿舍空了一大半；農(nóng)業(yè)機械閑置在那里生滿了鐵銹；牲畜也沒有人喂了，有的干校干脆把牲畜大批殺掉吃肉；還有的干校將所辦的小工廠停產(chǎn)；在食堂里吃飯的人和做飯的人，都少了許多。

這種冷清局面，從1973年開始即已出現(xiàn)，到1977年，足足持續(xù)了四五年的時間。在這四五年時間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對“五七”干校的事情都很少過問。大多數(shù)地方，則把“五七”干校當作讓干部輪流去勞動、學習一段時間的場所。當全國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評法”、“學習無產(chǎn)階級專政理論”、“評《水滸》”運動時，各地的“五七”干校則成了辦應景學習班的場所，但當各類學習班一結(jié)束，“五七”干校就又呈現(xiàn)出一派冷清景象，有的只留下三五個人看守房舍和農(nóng)具。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隨著揭批“四人幫”的深入，許多人都說，辦“五七”干校是“四人幫”迫害干部的手段。中央雖然沒有對此下結(jié)論，但各地各級的“五七”干校卻更加冷清了。不少“五七”干校把土地劃歸當?shù)毓�社耕種，而他們辦學習班時，則大多在城市里找機關會議室來開辦。在“五七”干校工作的干部，也大多把家屬安置在城里，他們本人則成了不經(jīng)常去干校上班的“通勤干部”。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辦好各級黨校的決定》。《決定》指出，辦好各級黨校是我們黨的一項重要事業(yè)。不但要把黨校辦成捍衛(wèi)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堅強陣地，而且要把黨校辦成一個發(fā)揚光大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的模范。

10月9日，根據(jù)中共中央的決定，經(jīng)過認真的準備，中央黨校舉行開學典禮。中央黨校開辦之后，各省、地(市)、縣的黨校也陸續(xù)恢復招生辦學。原來在各地各級“五七”干校中所遺留下來的教職工，也隨即合并到黨校系統(tǒng)之中。有的則是在原“五七”干校教職工的基礎上，擴大人員后，復辦黨校。

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fā)出了《關于停辦“五七”干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從此，“五七”干校從中國的歷史舞臺上陸續(xù)消失。來源：人民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