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的日常流水，還原藝術(shù)大師的真實面貌（附任伯年作品全集）
書畫文化
任頤像
任頤（1840-1896年），初名潤，字小樓、伯年，浙江紹興人，寓居上海，以賣畫為生。擅長人物、肖像、花鳥、山水畫。其繪畫除繼承民間及傳統(tǒng)文人畫，融匯陳洪綬、陳淳、徐渭諸家之長外，還吸收了西畫速寫、設(shè)色諸法，形成豐姿多彩，新穎生動的獨(dú)特畫風(fēng)，具有雅俗共賞的藝術(shù)趣味和鮮明的時代氣息。與任熊、任熏、任預(yù)并稱為“海上四任”。
任伯年的日常流水
文·葉梓
來源：北京晚報
任伯年是清末海派畫家之一，多數(shù)人對他的了解，或許不及“清末海派畫家”另一位畫家吳昌碩。但其實，吳昌碩作品的氣勢正是從任伯年這兒學(xué)來的。任伯年從人物肖像畫入手，后又涉山水、花鳥，在繼承傳統(tǒng)的同時，又吸收了西畫中的速寫、設(shè)色等諸法，豐富了中國畫的內(nèi)涵。作為一位大師級畫家，他的一生同樣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航塢山下
航塢山，與錢塘江遙遙相對。相傳，此山因越王勾踐航行三百里至此山下而得名，唐、宋、明時有重兵把守，乃兵家必爭之地，后經(jīng)歷代圍海造田，遂成今日之險峻山勢。清乾隆前，錢塘江水經(jīng)兩峰對峙的航塢山、赭山而入海，故稱“海門”。山上有宋代建的白龍寺，坐北朝南，香火鼎盛，游客如云。寺內(nèi)可見廟碑《白龍寺重建碑記》。
我去航塢山的那天，天氣晴好，秋陽普照下的白龍寺，頗有滄桑之感。據(jù)說，寺里現(xiàn)存的后殿是明代建筑，最后一次修葺為清道光十一年（1831）。正殿內(nèi)有“暗龍湫”，亦稱龍井、隱泉，水清冽，常年不干，堪稱一奇。白龍寺的“航塢聽梵”是蕭山十景之一，與水波瀲滟云蒸霞蔚的“湘湖云影”齊名。
說了這么多，其實，我想說的是晚清畫家任伯年就是這一帶人。
任伯年的籍貫，這些年蕭山人與紹興人爭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就像前兩年我的家鄉(xiāng)甘肅天水和四川人爭李白故里一樣。說白了，是“瓦窯里爭來爭去——爭的是空”。因為，晚清時蕭山歸紹興，即山陰，后來，行政區(qū)域劃置不斷變化，蕭山成為杭州的一個區(qū)，于是乎，紹興說任伯年是紹興的，蕭山說是蕭山的。其實，較為嚴(yán)謹(jǐn)?shù)恼f法是，任伯年既是紹興人，亦是蕭山人。更具體些，他是航塢山下的任家樓人。
航塢山下，有兩個村子，任姓居多，即可為證。
任伯年 任淞云像 立軸 紙本設(shè)色 1869年 故宮博物院藏
父親
任伯年的父親，名鶴聲，字淞云，一介米商。任堇叔——任伯年的兒子在《任淞云先生像》的題跋中如此回憶他的祖父：“讀書不茍仕宦，設(shè)臨街肆，且讀且賈。善畫，又善寫真術(shù)。恥以術(shù)炫，故鮮知者，垂老值歲歉，及以術(shù)授”。
“恥以術(shù)炫”這個詞，讓我頗感興趣。
為什么會以之為恥呢？說白了，是任伯年有一個低調(diào)而且務(wù)實的父親——現(xiàn)在有不少人大講特講務(wù)實，恰恰是不務(wù)實的表現(xiàn)，真正的務(wù)實是埋頭苦干，而不是夸夸其談。在當(dāng)時的任鶴聲看來，畫像如同賣米，是謀生的一項技能，或者說，作為民間畫匠，只是貧寒家庭討一口飯吃，而非藝術(shù)，所以他并不愿意給兒子“傳道授業(yè)”。直到后來莊稼欠收，才讓兒子學(xué)畫像之術(shù)，就在這時，他心底里想的是，讓其擁有一技之長，以至于天有不測之時也不會餓肚子。天下的父親，沒有一個不為自己兒女的衣食擔(dān)憂的，任伯年的父親怎么會例外呢？現(xiàn)在，我們在少兒藝術(shù)培訓(xùn)班里見到那么多孩子，家長的一片苦心里真正為藝術(shù)的又有多少？他們還不是想讓孩子出人頭地，而出人頭地的目的是衣食無憂。假如讓他們的孩子一輩子貧寒地從事藝術(shù)，估計不少家長會選擇放棄。
作為求生技藝的畫像術(shù)，是任伯年最初接受的美術(shù)教育，以致他在父親出門離家時能精準(zhǔn)地畫出家中來客的相貌，當(dāng)然，父親也就據(jù)此來推斷究竟是何人到訪。所以，任伯年從畫像開始成為海上畫派的大師級人物，與這段別樣的“幼承庭訓(xùn)”是分不開的。
任伯年 為任阜長寫真（任薰肖像）中國美術(shù)館藏
1861年，太平天國的軍隊從蕭山進(jìn)取紹興時，任家慘遭破壞，不得不離家逃難。任伯年的父親就死于逃難的路上，任伯年也深陷軍中，有過一段令后世感到撲朔迷離的參軍一事。
這些舊事，任堇叔在《題任伯年畫任淞云像》里是這樣記載的：
“赭軍陷浙，竄越州時，先王母已殂。乃迫先處士使趣行，己獨(dú)留守。既而赭軍至，乃詭丐者，服金釧囗囗，先期逃免，求庇諸暨包村，村居形勢，包立身奉五斗米道，屢創(chuàng)赭軍，遐尼麈至。先王父有女甥嫁村民，頗任以財，故往依之，中途遇害卒。難平，先處士求其尸，不獲。女甥之夫識其淡巴菰煙具，為志志其處，道往果得之。囗釧宛然，作兩龍相糾文，猶先王父手澤也。孫男堇敬識。”
民間之花
讀任伯年人物畫和花鳥畫，總有一股泥土的氣息撲面而來，如同漫步在河流縱橫、野花遍布的寧紹平原。其實，這與他的童年經(jīng)歷有關(guān)——一個真誠而優(yōu)秀的藝術(shù)家，都無法逃避自己的童年，即便使盡渾身解數(shù)也是躲不過的。為什么要限定成真誠而優(yōu)秀的藝術(shù)家呢？因為喜歡賣弄風(fēng)情的藝術(shù)家與喜歡炒作的藝術(shù)家們大抵是最容易背叛故鄉(xiāng)的人。所以，任伯年筆墨里的夜紡村婦、瓜棚豆架下的納涼夏景以及放牧的孩童，既是江南水鄉(xiāng)的日常風(fēng)物，亦是他個體記憶在宣紙上開出的一朵朵民間之花。
任伯年 出游圖 紙本 設(shè)色 1883年 榮寶齋 藏
杭行記
如果以現(xiàn)在的行政區(qū)劃而論的話，任伯年首先是杭州人，其次才是蕭山人——因為蕭山是杭州的一個區(qū)。但在任伯年的人生履歷里常常出現(xiàn)的是寧波、蘇州、上海，似乎與杭州關(guān)系甚疏，其實，他也是到過杭州的。
那是他在寧波云游鎮(zhèn)海的事。
任伯年在寧波期間，曾在鎮(zhèn)海的方樵舲住了半年。大約是在同治六年（1867）春，他去了一次杭州，住在陳延庵家，并作有《紫陽紀(jì)游圖》，記下了他與陳延庵同游杭州紫陽山的游蹤，這可從畫中“同治丁卯春正月與延庵兄同游武林”的題款得知。只是關(guān)于此次杭州之行的游蹤史料里語焉不詳。應(yīng)該說，這是一次短暫的旅途，因為這一年的春天，他又在寧波二雨草堂為波香畫過《靈石旅舍圖》。
無論長短，他畢竟到過杭州，西湖的溫潤之美也一定滋潤了他。
任伯年 梅花仕女圖 紙本 設(shè)色 1866年 浙江省博物館 藏
騙與被騙
在任伯年的一生際遇里，騙與被騙的事，都有過。
先說騙人之事。
其實，這像是晚清畫壇的一樁疑案，也許只是一個傳說，但白紙黑字地記載于不少書籍里，就像真的。也許是確有其事。據(jù)方若的《海上畫語》（稿本）記載，情節(jié)大致如下：
出身貧寒的任伯年，15歲時為生活所迫來到上海，靠賣自己畫的扇面維持生計。一次，他偶然聽到幾個人談?wù)撝嫾胰挝奸L的畫很是不錯，于是就決定借用任渭長的大名賣幾幅假畫。幾天后，他精心繪制了幾幅扇面，拿到街上賣，果然生意很好，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有一天，一個人從經(jīng)過畫攤，看到幾幅扇面止步觀看，看了一會兒問道：
“這扇面是誰畫的？”
“任渭長畫的�！比尾觌S口答道。
“任渭長是你什么人？”
“是我叔叔。”
“你見過他么？”
“這……”
此人見任伯年無言以對，笑了笑說：“我就是任渭長�！�
任伯年 焚香告天 紙本 設(shè)色 中國美術(shù)館 藏
任伯年驚得目瞪口呆，想拔腿就跑。任渭長一把拉住他，和藹地說：“你干嗎要假冒我的名字呢？你畫的也很不錯呀。”任伯年羞愧難當(dāng)，含淚訴以實情。任渭長不但沒有怪罪，反而對他的遭遇深表同情，覺得他的畫很有靈氣，并收他為徒。自此以后，任伯年隨任渭長、任阜長兄弟倆學(xué)畫，進(jìn)而成為名揚(yáng)全國的“海派”大師。
這樣的故事，聽起來有點(diǎn)像現(xiàn)在泛濫的勵志故事。
但如果確有其事的話，那么，這次偶遇恰好讓任伯年遇到了一位終身良師。而且，任渭長還把他介紹給更多的上海畫家，這給他后來的創(chuàng)作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
任伯年 牡丹貓石圖 立軸 紙本 設(shè)色 1872年 蘇州博物館藏
再說任伯年的被騙之事。
1894年，也就是任伯年去世的前一年，他已積蓄數(shù)萬大洋，遂取其兩三萬大洋，托表姐夫在老家購置田產(chǎn)。當(dāng)時的兩三萬大洋是個什么概念？1塊銀圓約折合人民幣80元，以最少2萬銀圓來算，即是160萬元。當(dāng)時一個五口之家的月生活費(fèi)是在25個銀圓左右。而當(dāng)時的一個銀圓可換約140多個銅圓，當(dāng)時一個銅圓（又稱銅板）可吃大餅油條一付、糖十多粒、梨膏糖一塊。任伯年之所以要將歷年鬻畫所積攢的大筆資產(chǎn)拿去鄉(xiāng)下買田，本意是想長期居住的。像任伯年這樣一個極聰慧的人，不會不知道自己患的肺病是不治之癥，正是為了自己的妻子兒女日后的生活有個來源，才決定取出巨款請表姐夫去購田。但其表姐夫乃一賭棍，將其款全部輸光，以一假田契欺騙任伯年。待任伯年病入膏肓?xí)r得知這實情，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說多年前的“騙人”讓他幸運(yùn)地遇到了人生恩師的話，那么，晚年的“被騙”仿佛是冥冥中的一次償還。
也許，所謂人生，大抵如此吧。
任伯年 外祖趙德昌夫婦像 1883年作 中國美術(shù)館藏
畫像里的吳昌碩
有著“曾波臣后第一手”的任伯年，工肖像，他給吳昌碩就先后畫過不少肖像圖。這些畫，計有《蕪青亭長像》《饑看天圖》《棕陰納涼圖》《歸田圖》《寒酸尉像》《蕉陰納涼圖》《山海關(guān)從軍圖》《棕陰憶舊圖》，還有一幅《吳昌碩像》，是與王一亭合而作之。往小里說，這些畫見證了他們之間亦師亦友的深情厚誼，往大里說，從時間脈絡(luò)中可以看出任伯年人物畫技法的發(fā)展嬗變。
任伯年與吳昌碩，亦師亦友。當(dāng)然，師在前，友在后。吳昌碩經(jīng)高邕之等的介紹，與任伯年結(jié)識，后成為朋友，兩人情同手足，畢竟任伯年比吳昌碩只大四歲。任伯年曾對初學(xué)繪事的吳昌碩說：
子工書，不妨以篆籀寫花，草書作干，變化貫通，不難其奧訣也。
這既是一個時代積淀下來的藝術(shù)風(fēng)氣，更是中國藝術(shù)史上崇尚金石的傳統(tǒng)所致。果然，吳昌碩不負(fù)所望，如他自述，“我生平得力之處在于能以作書之法作畫。”其實，在他心底，既對任伯年于習(xí)畫之初的此番點(diǎn)撥心存感念，又對任伯年的畫藝崇尚有加，他曾經(jīng)如此評價過任伯年：“名滿天下，余曾親見其作畫，落筆如飛，神在個中�！�
任伯年 蕪青亭長像 1883年作 浙江安吉縣博物館藏
《蕪青亭長像》是任伯年給吳昌碩畫的第一幅肖像畫。
此畫現(xiàn)藏于浙江安吉縣博物館藏，紙本，立軸，墨色。1883年3月，吳昌碩赴津沽在上海候輪期間，他借上海登船的機(jī)會，首次在“頤頤草堂”里拜望了慕名已久的海派書畫翹楚任伯年，這也是他們兩人的初次見面。畫里的吳昌碩身著長衫，席地而坐，雙手放入袖中，目光炯炯有神，氣質(zhì)溫文爾雅，頗有些少年老成。可他的深沉更像是回憶著什么。他回憶什么呢？應(yīng)該是思念他的蕪園吧。吳昌碩三十多歲時從故鄉(xiāng)遷往安吉城里，他的新寓所里有一個小園子，園中草木叢生，無人修葺，遂名為“蕪園”。吳昌碩盡心打理園子，不僅有修竹，還種植了三十多株梅花。這園子傾注了他的心血和感情，現(xiàn)在要離家外出，難免傷感。而任伯年構(gòu)思的細(xì)膩精巧之處，就在于以蕪園為背景，前景是兩棵樹，依稀有著他成長的軌跡。此畫款曰：“蕪青亭長四十歲小影，癸未春三月山陰弟任頤寫于頤頤草堂�！�
任伯年 吳昌碩饑看天圖 西泠印社藏
《饑看天圖》作于1886年，藏于西泠印社，石刻，白描。款題：倉碩先生吟壇行看子，光緒丙戌十一月山陰任頤。這一次，任伯年略去背景，以中國傳統(tǒng)的繡像形式，讓人物雙手背于后，只取其側(cè)面，但臉部表情里也能看到悲憤的眼神和撅起的雙唇，從中能看出吳昌碩顛沛流離的苦難生活以及失意貧寒的窘境——這也是任伯年人物畫的高明之處，即能夠刻畫出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
吳昌碩在《饑看天圖》上自題詩曰：
造物本愛我，墮地為丈夫。
昂昂七尺軀，炯炯雙青矑。
胡為二十載，日被饑來驅(qū)。
頻年涉江海，面目風(fēng)塵枯。
深抱固窮節(jié)，豁達(dá)忘嗟吁。
生計仗筆硯，久久貧向隅。
典裘風(fēng)雪候，割愛時賣畫。
賣畫猶賣田，殘闕皆膏腴。
我母咬菜根，弄孫堂上娛。
我妻炊扊扅，甕中無斗糈。
故人非絕交，到門不降輿。
見笑道旁誰，屠販須鬑鬑。
閉門自斟酌，天地本蘧廬。
日月照我顏，云霧牽我裾。
信天鳥知命，人豈鳥不如。
看天且聽天，愿天鑒我愚。
海內(nèi)谷不熟，誰憐流民圖。
天心如見憐，雨粟三輔區(qū)。
賤子饑亦得，負(fù)手游唐虞。
如果說《饑看天圖》是一幅吳昌碩失意的肖像圖，那么，兩年后的吳昌碩雖然是一介小吏了，可在任伯年的筆下仍然不改此境。
任伯年 酸寒尉像 紙本 1888年 浙江省博物館藏
《寒酸尉像》作于1888年，紙本立軸，設(shè)色，現(xiàn)藏浙江省博物館。
此圖里的吳昌碩，頭戴紅櫻帽，足著高底靴，身穿葵黃色長袍，外罩烏紗馬褂，馬蹄袖交拱胸前。這一年，吳昌碩45歲，雖被舉為小吏，但并無什么地位，而且要謹(jǐn)小慎微，唯恐有失，這與吳昌碩心向往之的自由生活是相違的。任伯年抓住這種矛盾糾結(jié)的心態(tài)，畫出他拱手逢迎的難堪之相。比如說，紅纓帽沒有頂戴，烏紗馬褂罩著葵黃色的袍子，兩只厚底靴支撐著的身體，是有些躊躇不前的，所有這些都細(xì)膩逼真地呈現(xiàn)了一介文人在現(xiàn)實面前的窘境。這種窘境，遠(yuǎn)比物質(zhì)的貧窮更讓人痛苦。
任伯年 棕陰納涼圖（吳昌碩小像）西泠印社2012秋拍
其實，在任伯年畫《寒酸尉像》的前一年，即1887年，他為吳昌碩畫過《棕陰納涼圖（吳昌碩小像）》。這是我在任伯年為吳昌碩所作畫像中唯一見過的一幅真跡——2012年，我在浙江世貿(mào)中心舉辦的西泠印社秋季拍賣會的免費(fèi)展覽上見到了此畫。這是唯一為吳昌碩家屬珍藏，并含吳昌碩自題簽條的一件。畫里頭的吳昌碩，率真隨意，一大片棕櫚樹下，吳昌碩靠著幾卷厚厚的書和一把紅色的琴，打著赤膊席地而坐，神情自若。一大片棕櫚為背景，濃淡墨勾染并施，棕櫚樹下，昌碩先生倚書與朱琴，赤膊席地而坐，靜靜納涼，神情自若，一股英杰不凡之概流溢于眉睫之間。這樣率真隨意的形象，與我們印象中的舊式文人大相徑庭。也許，這種“安得解脫大自在，放浪形骸了無礙”的樣貌，正是當(dāng)時海派文人生活的寫照。
正如作者款題中所示，此作畫意部分得自羅聘所畫《冬心先生蕉陰午睡圖》，而區(qū)別在于金冬心已經(jīng)是酣然夢蝶的七十老叟，蕉陰之下頤養(yǎng)天年，而枕書琴、執(zhí)蒲扇的“苦鐵道人”卻尚在茫茫紅塵。
任伯年 蕉蔭納涼圖 浙江省博物館藏
與《棕陰納涼圖》聽起來只“一字之差”的《蕉陰納涼圖》，現(xiàn)藏浙江省博物館。畫中的吳昌碩閑坐竹榻，袒胸露臂，身體微微左傾，左臂支撐在一堆古籍上，手中悠閑地拿著芭蕉扇，左腿架在右腿的膝蓋上，兩眼平視前方。任伯年還有意無意地呈現(xiàn)出一個禿腦袋、肥胖身軀、腹圓如球的身體特征，其意旨大抵在于將缶道人那坦率而無拘無束的神態(tài)躍然于紙上。1904年，吳昌碩自題詩作于畫上，詩云：
天游云無心，習(xí)靜物可悟。
腹鼓三日醉，身肥五石瓠。
行年方耳順，便得耳聾趣。
肘酸足復(fù)跛，肺肝病已婁。
好官誓不作，眇匡訛難顧。
生計不足問，直比車中布。
否極羞告人，人面如泥塑。
怪事咄咄嘆，書畫人亦妒。
雖好果奚貴，自強(qiáng)自取柱。
飲墨長幾斗，對紙豪一吐。
或飛壁上龍，或走書中蠹。
得泉可笑人，買醉一日度。
不如歸去來，學(xué)農(nóng)又學(xué)圃。
蕉葉風(fēng)玲瓏，昨夕雨如注。
青山白云中，大有吟詩處。
將這幀同為納涼的吳昌碩肖像圖合而觀之，就會發(fā)現(xiàn)，《棕陰納涼圖》筆張墨馳，神韻怡然；《蕉陰納涼圖》設(shè)色腴麗，俗情雅意冶于一爐；而兩者的相同之處，大抵就是表達(dá)了一個隱逸蕭散的吳昌碩。
細(xì)細(xì)讀這些畫，也能大致看出吳昌碩一生的生平�；蛘哒f，要從紙上一覽吳昌碩的真面目，也唯此數(shù)紙。當(dāng)然，反過來講，從這些畫作里，也能看出任伯年人物畫的發(fā)展流變。任伯年對以墨骨法為基礎(chǔ)的傳統(tǒng)肖像技法的運(yùn)用、對西洋畫法的融合以及后來別開生面的沒骨畫法，最后的歸宿是他的人物畫像又回歸到傳統(tǒng)的畫法，只是更為精湛、高深。
吳昌碩刻 任伯年自用雙聯(lián)章
印文：任頤之印伯年 邊款：昌碩。
西泠印社2015春拍
也許，任何藝術(shù)的偉大傳統(tǒng)都是這樣的。任伯年歷年為吳昌碩所作的肖像圖，雖為一人，但畫面的意境、人物的精神卻大相徑庭，反映了吳昌碩不同的生活側(cè)面和人生狀態(tài)，這既是他們惺惺相惜的友情見證，亦是任伯年深入觀察生活的結(jié)果。
1895年，任伯年去世，吳昌碩從蘇州趕往上海奔喪，賦挽詩，作挽聯(lián)，其聯(lián)曰：
畫筆千秋名，流石隨泥同不朽；
臨風(fēng)百回哭，水痕墨氣失知音。
無論是挽聯(lián)，還是這些肖像畫，見證的都是兩位大師的莫逆之情。
高鄰，或曰紫砂的夢
鄭逸梅在《小陽秋》里記載了任伯年在上海三牌樓附近居住時的一段趣事：
鄰有張紫云者，善以紫砂摶為鴉片煙斗，時稱紫云斗，價值絕高。伯年見之，忽有觸發(fā)，羅制佳質(zhì)紫砂，作為茗壺酒甌，以及種種器皿，鐫書若畫款于其上，更捏塑其尊人一像，高三四尺，須眉衣褶，備極工致。日日從事于此，畫事為廢，致斷糧無以為炊。妻怒，盡舉案頭所有而擲之地。碎裂不復(fù)成器。謹(jǐn)克保存者，即翁像一具耳。
這位張姓老人，應(yīng)該算得上一位高鄰了。
任伯年 紫砂泥塑任淞云小像 西泠印社2012春拍
任伯年在這位高鄰的耳濡目染下，兼習(xí)紫砂，且有佳作傳世。2011年秋天，我在西泠印社就見到了任伯年贈予吳昌碩的一把紫砂茗壺，壺身由龍泉周氏制，上刻任伯年手繪的一對靈龜，雙鉤陰文，題款曰：“己卯（1879）春仲伯年任頤”。
有紫砂研究者稱，任伯年的壺勝過曼生壺——對這一點(diǎn)，我不以為然——不過，這里不論其高下，因為我本就分不清高下，況且，我也沒見過任伯年親制的紫砂壺。所以，我想說，這種陶藝實踐一定讓他的畫作充滿了一股勢不可當(dāng)?shù)慕鹗畾�。我曾在一則資料里見過他的泥塑小像《任父小像》。據(jù)說，任妻曾將其案頭的紫砂小品全都擲地而砸，只有他父親的那尊小像幸免于難�！度胃感∠瘛纷钤缬坝“l(fā)表于1939年《任伯年百年紀(jì)念冊》扉頁，并且數(shù)次作為任伯年紀(jì)念展的展品之一，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件小像在展覽廣告中居于首要的位置，且作為1928年《美術(shù)界》雜志的封面，就可以猜想民國人對它的重視程度和好奇之心。我觀其小像，像是看一個孤獨(dú)的老人，它的神情里充滿了天下父親的苦難氣息。
這幾年，藝術(shù)品的收藏投資風(fēng)生水起，漸成風(fēng)尚，不少有錢人引為風(fēng)雅。2011年，任伯年的《華祝三多圖》，創(chuàng)下了1.67億元的天價，任伯年也由此而進(jìn)入了“億元俱樂部”。這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俱樂部呢？現(xiàn)在可真是一個精確務(wù)實的時代，凡事以價格論——假設(shè)一下，要是現(xiàn)在有任伯年親制的紫砂壺流落民間的話，會不會也要上億呢？
吳昌碩為任伯年刻“畫奴”印
畫奴
出了名的任伯年，在大上海這座光怪陸離的大都市，各地商幫紛紛前來訂畫，任伯年頗有供不應(yīng)求的疲倦之感。彼時，吳昌碩常常前往滬上老城廂三牌樓“依鶴軒”，見伯年先收畫酬，又迫于畫債而不得不夜以繼日作畫，于是為之刻“畫奴”大印。這既是對任伯年為他畫《酸寒尉像》的酬謝之意，亦不失調(diào)侃之味。
此印邊款曰：
伯年先生畫得奇趣，求者踵接，無片刻暇，改號“畫奴”，善自比也。苦鐵茗之曰：畫水風(fēng)雷起，畫石變相鬼。人或非之，而畫奴不恥，惜哉，世無蕭穎□。光緒丙戌冬十一月，□游滬上。
任伯年亦曾試水篆刻。他曾刻有一方閑印“畫奴”以自喻，這也是取自好友吳昌碩對他的戲稱。且不知此印作于何年，大抵與吳昌碩的贈印有關(guān)吧。我曾于一冊閑書里見過此印，印面虛實相間、濃淡相生，金石味深。
再后來，讀閑書而知，吳昌碩見任伯年畫紙時時有折皺，遂以一狀似山峰熨紙小石贈之，附銘文：“石亦好顏色，尤見畫奴之有筆�！本鋫�(cè)鐫三字：“昌石銘�！�
如果把這兩方小小的“畫奴”印與這方小石擺在一起，足見兩位大師的深情厚誼。
吳昌碩為任伯年銘“畫奴”熨紙石
不想畫了——畫家的灑脫之一
欠了不少畫債的任伯年，被人逼急了，干脆在畫上如此題款：
炎暑酷熱甚，終日揮扇納涼，何暇揮筆作畫也。明公祈為諒之。幸甚幸甚。
這是我在《任伯年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上讀到的�？晌以趦H有的書籍里沒查到這究竟是哪幅畫上的題款。理由太簡單了，我是窮人，天津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六卷本《任伯年全集》太貴了，3600元，一介窮書生是買不起的。
任伯年 白蓮鴛鴦軸 遼寧博物館藏
畫荷記——畫家的灑脫之二
陳半丁，浙江山陰（今紹興）人，師從吳昌碩，與任伯年交往甚密，有《陳半丁畫冊》行世。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回憶過任伯年畫畫的場景，讀來有趣：
有一次，他欠下某家鋪?zhàn)右稽c(diǎn)賬，老板乘機(jī)求畫。他一面要老板研墨，一面高談闊論，墨研了又研，老板心懸，不料墨研好后他端起硯臺就往紙上潑，老板以為他故意取笑，正要開腔，而他不慌不忙地用水把墨暈開，勾了幾筆，竟出現(xiàn)了一幅很好的墨荷。
這是我在一冊《任伯年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的書里看到的，一直想查閱原文，沒找到。沒找到，我還是信其有而不信其無。因為我實在看不慣一個畫家拿著架勢去畫畫——可能是這幾年我被三流畫家們拿腔作勢的派頭給倒了胃口吧。我見過一些畫家，畫畫時歪頭斜腦，左瞅瞅，右瞧瞧，還時不時地用眼睛的余光觀察一番，以判斷圍觀者是否看他沒有。等畫畢，還會自己主動鼓一下掌。
這樣的畫家，一定不會想到，任伯年居然這樣畫！
任伯年作品全集
《春郊放牧》 任伯年 1889年 23.2×50.5厘米
《芭蕉麻雀》 任伯年 1872年 145×39厘米
《島佛驢背敲詩》 任伯年 1887年 176×47厘米
《白荷鴛鴦》 任伯年 不詳年 29.4×41.7厘米
《茶壺月季》 任伯年 1886年 23.4×51厘米
《觀耕圖》 任伯年 不詳年 32.4×32.3厘米
《焚香告天圖》 任伯年 不詳年 182.1×95.1厘米
《大腹納涼》 任伯年 1860年 117×53.5厘米
《東山絲竹圖》 任伯年 1891年 182.2×96.4厘米
《兒女英雄》 任伯年 1884年 23.2×50.1厘米
《采蓮仕女》 任伯年 1892年 138.5×40厘米
《寒林高士圖》 任伯年 1887年 176×47厘米
《宮人游山》 任伯年 1885年 29.4×18.4厘米
《焚香告天》 任伯年 不詳年 15.3×19厘米
《寒林放馬》 任伯年 1888年 129.4×62.4厘米
《東津話別圖》 任伯年 1868年 34.1×135.8厘米
《焚香誥天》 任伯年 1885年 29.4×18.4厘米
《風(fēng)塵三峽》 任伯年 不詳年 108.5×84厘米
《禪杖羅漢》 任伯年 1860年 28.3×29.9厘米
《白描人物》 任伯年 1860年 28.3×29厘米
《春江放鴨》 任伯年 1892年 67.5×41.6厘米
《登高望遠(yuǎn)》 任伯年 1887年 25.6×55.8厘米
《承天夜游圖》 任伯年 1886年 177.5×47.3厘米
《草堂春歸》 任伯年 不詳年 15.3×19厘米
《飛鳥掠花》 任伯年 1885年 29.3×41.9厘米
《瓜藤浴鴨》 任伯年 1891年 215.4×49.3厘米
《封侯圖》 任伯年 1887年 132.8×32厘米
《瓜藤》 任伯年 1879年 28×28厘米
《歸田風(fēng)趣圖》 任伯年 1893年 133.9×62.2厘米
《東山絲竹圖》 任伯年 1890年 120×63厘米
《歸船午炊》 任伯年 1893年 23.2×50.7厘米
《芙蓉白頭》 任伯年 1879年 24.6×52.6厘米
《荷花雙鷺》 任伯年 1891年 251×59.1厘米
《臨周少谷花卉》 任伯年 1884年 29.1×41.4厘米
《荷花白鷺》 任伯年 1873年 23.5×49.2厘米
《浣沙石》 任伯年 1885年 29.4×18.4厘米
《韓信》 任伯年 1885年 29.4×18.2厘米
《花蔭白貓》 任伯年 1892年 150×40.3厘米
《麻姑獻(xiàn)壽圖》 任伯年 1889年 149.5×80.5厘米
《荷花水鳥》 任伯年 1872年 145×39厘米
《臘梅小鳥》 任伯年 1880年 24.7×53.8厘米
《茅廬積雪》 任伯年 1860年 29.9×33.7厘米
《荷花水鳥》 任伯年 不詳年 23×50厘米
《李花雙雛》 任伯年 1874年 27.8×27.8厘米
《馬》 任伯年 1883年 134.5×64.5厘米
《流水清音》 任伯年 不詳年 15.3×19厘米
《花卉》 任伯年 1882年 31.6×39.2厘米
《枇杷貓雀圖》 任伯年 1884年 136.5×32.9厘米
《荷塘消夏》 任伯年 1860年 30×33.8厘米
《花叢雙貓》 任伯年 1885年 29.4×41.9厘米
《牡丹孔雀》 任伯年 不詳年 25.3×53.8厘米
《牡丹飛禽》 任伯年 不詳年 25.154 絹本水墨設(shè)色
《梨花鸚鵡》 任伯年 1882年 25.6×54.2厘米
《蟠桃綬帶圖》 任伯年 1890年 131.5×63.9厘米
《目送歸鴻》 任伯年 不詳年 15.3×19厘米
《沒骨花卉》 任伯年 1884年 29.4×41.7厘米
《茗茶待品》 任伯年 不詳年 15.3×19厘米
《枇杷稚雞》 任伯年 1886年 150.3×81.6厘米
《曲橋通幽》 任伯年 1885年 29.4×18.4厘米
《寒香幽鳥》 任伯年 不詳年 130.8×31.4厘米
《金魚水草》 任伯年 1868年 25.3×26.1厘米
《龍山落帽》 任伯年 1885年 25.3×26.7厘米
《禮佛圖》 任伯年 1872年 104×32厘米
《柳塘浴禽圖》 任伯年 1888年 133.8×39.9厘米
《籬花蟋蟀》 任伯年 不詳年 29.4×41.7厘米
《荷花雙鴨》 任伯年 1884年 132×31.4厘米
《枇杷雞雛圖》 任伯年 1882年 178.8×48厘米
《茂陵秋雨》 任伯年 1885年 29.4×18.4厘米
《牡丹》 任伯年 1880年 148.5×79.4厘米
《米顛拜石圖》 任伯年 1882年 126.2×52.8厘米
《嫩綠池塘藏睡鴨》 任伯年 1883年 118×39.6厘米
《摹陳老蓮人物》 任伯年 1867年 140.3×44.1厘米
《蒲葵三雞》 任伯年 1891年 215.4×49.3厘米
《騎驢人》 任伯年 1891年 94×42.3厘米
《漂母》 任伯年 1885年 298.3×18.4厘米
《南瓜三雞》 任伯年 1872年 145×39厘米
《秋海棠》 任伯年 不詳年 31.8×39.4厘米
《枇杷鸚鵡》 任伯年 不詳年 29.2×41.6厘米
《深山觀泉圖》 任伯年 1886年 175.4×46厘米
《秋游圖》 任伯年 1860年 25.1×52.5厘米
《清流小舟》 任伯年 不詳年 25.3×26.3厘米
《牽牛母雞》 任伯年 1892年 128.2×39厘米
《清溪小泊》 任伯年 1883年 24.6×52.3厘米 紙本水墨設(shè)色
《薔薇丁香》 任伯年 不詳年 31.6×39.2厘米
《秋葵雙鴿圖》 任伯年 不詳年 176×46.4厘米
《雙鹿圖》 任伯年 不詳年 107.1×59.9厘米
《雙色花卉》 任伯年 不詳年 31.6×39.2厘米
《雙鶴》 任伯年 1891年 250.5×59.4厘米
《秋林遠(yuǎn)眺》 任伯年 不詳年 15.3×19厘米
《松下高仕》 任伯年 1860年 25.1×52.6厘米
《水仙飛鳥》 任伯年 1872年 145×39厘米
《人物故實圖》 任伯年 1866年 150.7×69.1厘米
《松藤雙鳥》 任伯年 1891年 250.5×59.2厘米
《山水》 任伯年 1886年 24.2×52厘米
《雙童斗蟋蟀》 任伯年 1887年 175.6×47厘米
《松藤雙鳩》 任伯年 1891年 215.4×49.3厘米
《秋林遠(yuǎn)眺》 任伯年 1860年 30×33.8厘米
《秋山清泉》 任伯年 1885年 29.5×18.2厘米
《桃花》任伯年 1882年 31.9×39.3厘米
《三羊圖》 任伯年 1877年 79×147.5厘米
《桃花小鳥》 任伯年 1886年 25.3×26.4厘米
《桃花鸚鵡》 任伯年 1880年 23.6×50.8厘米
《水仙小鳥》 任伯年 1877年 24.3×52.6厘米
《蘇武牧羊》任伯年 1883年 148.5×83.3厘米
《桃花雙燕》 任伯年 1883年 24.2×52厘米
《踏雪尋梅》 任伯年 1879年 25.3×26.0厘米
《秋意蕭瑟》 任伯年 1860年 30×33.8厘米
《人物圖》 任伯年 1886年 78.8×140.8厘米
《秋林小溪》 任伯年 1860年 28.2×29.2厘米
《人物畫稿》 任伯年 不詳年 215.2×119.5厘米
《試箭圖》 任伯年 1889年 149×81.5厘米
《四季平安圖》 任伯年 1877年 135×66.8厘米
《石傍白雞》 任伯年 1885年 29.4×41.7厘米
《賞花仕女》 任伯年 1881年 24.9×53.1厘米
《松下老者》 任伯年 1891年 24.3×52.5厘米
《桃花雙燕》 任伯年 1885年 99×34厘米
《桃花雙燕》 任伯年 1891年 250.8×59.4厘米
《桃花八哥》 任伯年 1879年 27.3×281厘米
《芍藥小鳥》 任伯年 1874年 23.5×51.5厘米 紙本水墨設(shè)色
《桃禽月色》 任伯年 1880年 25.3×25.7厘米
《桃柳八哥》 任伯年 1885年 29.4×41.7厘米
《塘畔書聲》 任伯年 不詳年 15.3×19厘米
《松下聞簫》 任伯年 1894年 105×54厘米
《西番蓮》 任伯年 1881年 23.2×50.5厘米
《天竹》 任伯年 1889年 128.9×56.10厘米
《吳仲英先生像》 任伯年 1881年 150.6×64.8厘米
《行旅圖》 任伯年 1880年 132×50厘米
《藤蘿》 任伯年 1885年 28×41.2厘米
《桐蔭長夏》 任伯年 不詳年 25×52.2厘米 紙本水墨設(shè)色
《萱草牽�！� 任伯年 1873年 25.3×26.3厘米
《桃源問津圖》 任伯年 1886年 177.5×47.4厘米
《繡球芭蕉》 任伯年 1882年 178.6×48厘米
《溪山觀泉圖》 任伯年 1882年 184.1×45.4厘米
《桃實白頭》 任伯年 不詳年 25.3×26.2厘米
《西江竹樓》 任伯年 1885年 28.4×18.4厘米
《天竹紅柿》 任伯年 不詳年 31.6×39.2厘米
《溪亭秋靄圖》 任伯年 1890年 92.6×41.8厘米
《行旅小憩》 任伯年 1888年 23.2×50.8厘米
《雪梅群雀》 任伯年 1891年 77.6×33.2厘米
《停琴觀泉圖》 任伯年 1880年 37.6×143厘米
《玉蘭海棠》 任伯年 不詳年 31.6×39.2厘米
《投壺圖》 任伯年 1891年 179.4×94.3厘米
《小紅低唱我吹簫》 任伯年 1882年 184×45.5厘米
《雨打梨花深閉門》 任伯年 1885年 29.4×18.4厘米
《羲之愛鵝圖》 任伯年 1888年 150×81.5厘米
《雪蘭》 任伯年 1882年 31.8×39.3厘米
《中秋賞月圖》 任伯年 1890年 93.3×41.7厘米
《倚石觀溪》 任伯年 不詳年 15.3×19厘米
《竹枝麻雀》 任伯年 1893年 23.9×52.8厘米
《張益三肖像》 任伯年 1880年 28.5×39.6厘米
《中秋景物》 任伯年 1890年 122×57厘米
《趙德昌夫婦像》 任伯年 1885年 148.5×80厘米
《竹下彈琴》 任伯年 1860年 29.9×33.7厘米
《鳶尾西番蓮》 任伯年 1882年 31.8×39.3厘米
《紫藤麻雀》 任伯年 1894年 107.5×21厘米
《桃實白頭》 任伯年 1882年 141.6×79.4厘米
《繡球杜鵑》 任伯年 1882年 31.8×39.4厘米
《獻(xiàn)瑞圖》 任伯年 1872年 148.7×78.2厘米
《雪霽尋梅》 任伯年 1882年 23.8×52厘米 紙本水墨設(shè)色
《為任阜長寫真》 任伯年 1868年 117×31.5厘米
《竹澗雙雀》 任伯年 1892年 134×32.8厘米
《仙山雙鹿圖》 任伯年 1892年 164.5×69.7厘米
《雪舟待渡》 任伯年 1860年 29.9×33.6厘米
《桐蔭納涼》 任伯年 1860年 30×33.8厘米
《野菊甜瓜》 任伯年 1877年 24.6×52.3 絹本水墨設(shè)色
《鐘進(jìn)士像》 任伯年 1891年 132.2×65.6厘米
《雪中送炭》 任伯年 不詳年 15.3×19厘米
《竹巖吟詩》 任伯年 1860年 30×33.8厘米
《竹林消夏》 任伯年 1860年 26.8×27.2厘米
《玉蘭紅梅》 任伯年 不詳年 25.3×26.4厘米
《竹林賞硯》 任伯年 不詳年 15.4×19厘米
《醉鐘馗》 任伯年 1878年 23×50.3厘米
《紫綬金章圖》 任伯年 1883年 80.9×35厘米
《紫藤棲禽》 任伯年 1881年 27.6×28.8厘米 絹本水墨設(shè)色
《紫藤小鳥》 任伯年 1886年 24.2×52厘米
《紫藤金魚》 任伯年 不詳年 25.3×26.5厘米
《紫藤黃花》 任伯年 不詳年 31.6×39.2厘米
《折枝桃花》 任伯年 1882年 31.8×39.3厘米
《棕蔭納涼》 任伯年 不詳年 15.3×19厘米
《紫藤燕子》 任伯年 1885年 133×30.6厘米
《屏開金孔雀》 任伯年（任頤） 1877年 184×94.5厘米 紙本水墨設(sh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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