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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論·研究] 梁啟超先生: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上)

1 已有 1484 次閱讀   2017-10-27 09:31
梁啟超先生: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上)

梁啟超 | 文

故事的開始是這樣

諸君,我對于貴會,本來預定講演的題目,是《古書之真?zhèn)渭捌淠甏。中間因為有病,不能履行原約,F(xiàn)在我快要離開南京了,那個題目不是一回可以講完,而且范圍亦太窄,F(xiàn)在改講本題,或者較為提綱挈領,于諸君有益罷。

我以為研究國學有兩條應走的大路:

一、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

二、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nèi)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第一條路,便是近人所講的“整理國故”這部分事業(yè)。這部分事業(yè)最浩博最繁難而且最有趣的,便是歷史。我們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們一家里弟兄姊妹們,便占了全人類四分之一;我們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進化線”上頭不斷地做他們的工作,我們替全人類積下一大份遺產(chǎn),從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里一直傳到今日沒有失掉。我們許多文化產(chǎn)品,都用我們極優(yōu)美的文字記錄下來。雖然記錄方法不很整齊,雖然所記錄的隨時散失了不少,但即以現(xiàn)存的正史、別史、雜史、編年、紀事本末、法典、政書、方志、譜牒,以至各種筆記、金石刻文等類而論,十層大樓的圖書館也容不下。拿歷史家眼光看來,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寶貴的史料。又不獨史部書而已,一切古書,有許多人見為無用者,拿他當歷史讀,都立刻變成有用。章實齋說:“六經(jīng)皆史!這句話我原不敢贊成,但從歷史家的立腳點看,說“六經(jīng)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說,則何止六經(jīng)皆史,也可以說諸子皆史,詩文集皆史,小說皆史。因為里頭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寶貴的史料,和史部書同一價值。我們家里頭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個豐富礦穴。從前僅用土法開采,采不出什么來,現(xiàn)在我們懂得西法了,從外國運來許多開礦機器了。這種機器是什么?是科學方法。我們只要把這種方法運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煩,自然會將這學術界無盡藏的富源開發(fā)出來,不獨對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類恢復許多公共產(chǎn)業(yè)。

這種方法之應用,我在我去年所著的《歷史研究法》和前兩個月在本校所講的《歷史統(tǒng)計學》里頭,已經(jīng)說過大概。雖然還有許多不盡之處,但我敢說這條路是不錯的,諸君倘肯循著路深究下去,自然也會發(fā)出許多支路,不必我細說了。但我們要知道,這個礦太大了,非分段開采不能成功,非一直開到深處不能得著寶貝。我們一個人一生的精力,能夠徹底開通三幾處礦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業(yè)。因此我們感覺著有發(fā)起一個合作運動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個共同目的共同計劃之下,各人從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時的學問根底,各人分擔三兩門,做窄而深的研究,拼著一二十年工夫下去,這個礦或者可以開得有點眉目了。

 

此外,和史學范圍相出入或者性質(zhì)相類似的文獻學還有許多,都是要用科學方法研究去。例如:

(一)文字學。我們的單音文字,每一個字都含有許多學問意味在里頭。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說文解字》,可以當做一部民族思想變遷史或社會心理進化史讀。

(二)社會狀態(tài)學。我國幅員廣漠,種族復雜。數(shù)千年前之初民的社會組織,與現(xiàn)代號稱最進步的組織,同時并存。試到各省區(qū)的窮鄉(xiāng)僻壤,更進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頭“蠻夷傳”所記的風俗來參證,我們可以看見現(xiàn)代社會學者許多想象的事項,或者證實,或者要加修正。總而言之,幾千年間一部豎的進化史,在一塊橫的地平上可以同時看出,除了我們中國以外恐怕沒有第二個國了。我們?nèi)魪倪@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味的事。

(三)古典考釋學。我們因為文化太古,書籍太多,所以真?zhèn)坞s陳,很費別擇;或者文義艱深,難以索解。我們治國學的人,為節(jié)省后人精力,而且令學問容易普及起見,應該負一種責任,將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審定一番,解釋一番。這種工作,前清一代的學者已經(jīng)做得不少。我們一面憑借他們的基礎,容易進行;一面我們因外國學問的觸發(fā),可以有許多補他們所不及。所以從這方面研究,又是極有趣味的事。

(四)藝術鑒評學。我們有極優(yōu)美的文學美術作品。我們應該認識它的價值,而且將賞鑒的方法傳授給多數(shù)人,令國民成為“美化”。這種工作,又要另外一幫人去做。我們里頭有性情近于這一路的,便應該以此自任。

以上幾件,都是舉其最重要者。其實文獻學所包含的范圍還有許多,就是上所講的幾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無數(shù)的細目。我們做這類文獻學問,要懸著三個標準以求到達:

第一求真。凡研究一種客觀的事實,須先要知道它“的確是如此”,才能判斷它“為什么如此”。文獻部分的學問,多屬過去陳跡,以訛傳訛、失其真相者甚多。我們總要用很謹嚴的態(tài)度,仔細別擇,把許多偽書和偽事剔去,把前人的誤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來。這種工作,前清“乾嘉諸老”也曾努力做過一番,有名的清學正統(tǒng)派之考證學便是。但依我看來,還早得很哩。他們的工作,算是經(jīng)學方面做得最多,史學、子學方面便差得遠,佛學方面卻完全沒有動手呢。況且我們現(xiàn)在做這種工作,眼光又和先輩不同,所憑借的資料也比先輩們?yōu)槎。我們應該開出一派“新考證學”,這片大殖民地,很夠我們受用咧。

第二求博。我們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靠單文孤證便下武斷。所以,要將同類或有關系的事情網(wǎng)羅起來,貫串比較,愈多愈妙。比方做生物學的人,采集各種標本,愈多愈妙。我們可以用統(tǒng)計的精神作大量觀察。我們可以先立出若干種“假定”,然后不斷的搜羅資料,來測驗這“假定”是否正確。若能善用這些法門,真如韓昌黎說的“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無遺”。許多前人認為無用的資料,我們都可以把它廢物利用了。但求博也有兩個條件。荀子說:“好一則博。”又說:“以淺持博。”我們要做博的工夫,只能擇一兩件專門之業(yè)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從極狹的范圍內(nèi)生出極博來。否則,件件要博,便連一件也博不成。這便是“好一則博”的道理。又,滿屋散錢,穿不起來,雖多也是無用。資料越發(fā)豐富,則駕馭資料越發(fā)繁難,總須先求得個“一以貫之”的線索,才不至“博而寡要”,這便是“以淺持博”的道理。

第三求通。“好一”固然是求學的主要法門,但容易發(fā)生一種毛病。這毛病我替它起個名,叫做“顯微鏡生活”:鏡里頭的事物看得纖悉周備,鏡以外卻完全不見。這樣子做學問,也常常會判斷錯誤。所以我們雖然專門一種學問,卻切不要忘卻別門學問和這門學問的關系;在本門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關系。這些關系,有許多在表面上看不出來的,我們要用銳利眼光去求得它。能常常注意關系,才可以成通學。

以上關于文獻學,算是講完,兩條路已言其一。此外則為德性學。此學應用內(nèi)省及躬行的方法來研究,與文獻學之應以客觀的科學方法研究者絕不同。這可說是國學里頭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應當領會的。必走通了這一條路,乃能走上那一條路。

文章來源:

《梁啟超文存》,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簡介

梁啟超

梁啟超(1873年2月—1929年1月),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專欄主持

卜師霞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從事訓詁學、詞匯語義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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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彩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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