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永寧二年,已是西晉的末年,東晉就出王羲之了。西晉的瓷俑、書論完全證明,在西晉和西晉之前人的書寫姿勢,那么東晉呢?我們世世代代仰慕的卜茂之,是否也是如西晉瓷俑那樣的書寫姿勢呢? 王羲之的書論中沒提及,同時代的書家亦未提及。是因為不需要提及。 只有一種不須提及的解釋,即當時的書寫姿勢人人皆知,是一種常態(tài)。這個人人皆知的書寫姿勢的“常態(tài)”,對我來說,關(guān)系重大。 我想,同期的繪畫中可能會有無意識的反映。唐以前的繪畫保持至今的,已為麟角。我確信一定會有的,果然。 這就是宋摹北齊《校書圖》: 圖中一大床榻上坐了4個人,屬文人學(xué)者,在校書。當時的書不是裝訂成冊的,而是論“卷”的。 榻上的校書者姿態(tài)不一:其中一人左手拿紙,右手執(zhí)筆,正在書寫,姿勢如同西晉瓷俑;一人右手執(zhí)筆作休息狀,左手持紙伸平遠看,像是欣賞自己的書作。 畫右還有一人則坐于平交椅,右手持筆,左手拉著紙下方,紙上方由侍者雙手抻著。 從同期的家具看,當時的幾案都很矮,幾乎與床榻齊平。如將紙放于兒案上懸臂書寫,視覺與手要有二三尺之遙,是無法寫當時的細膩小字的。若整個手臂放置幾案上,好比人將頭湊近至腳面,這顯然是一個雜技動作,恐羲、獻前賢不至于如此狼狽。稍分析,這分明不合生理自然,更無法轉(zhuǎn)指。 畫中坐于平交椅之人,將一尺來高、二尺來長的紙,放于幾案上書寫,豈不省事,卻讓書童如此抻紙,倒是證明了當時文人足一般不存幾案上書寫的。古人總是要有書童在側(cè),“磨墨抻紙”,早年的“抻紙”,大概就是這樣的。 北齊《校書圖》與西晉瓷俑的書寫方式如出一轍。 從西晉到北齊,其問近三百年,這正是書法所處的巔峰期,正是王字一統(tǒng)天下的時期。比如著名的《竹林七賢》圖、《列女傳》等,都如實反映出當時“席地而坐”的生活狀態(tài)。 《女史箴圖》中,畫有一站立女史,左手拿紙,右手執(zhí)筆書寫。細看,正是用的“經(jīng)典”執(zhí)筆法。古人說的“倚馬立就”大概就是這樣的?梢詳嘌,同時代的王羲之決不是在幾或桌子上書寫。 由此而論的筆法,是源于此姿勢,成于此姿勢。 書法之“法”的界定,首先應(yīng)該在這種姿勢的前提下,再論轉(zhuǎn)筆運指。 我還觀察到最關(guān)鍵之處:《校書圖》畫面中,一人左手持紙時,是將一張紙向后彎過去,左手如握。另一人是將整張紙展開看,其紙明顯是經(jīng)過書寫時的彎卷。正如同期紙張的大小,高不過一尺,長不過二尺有余。 只有當紙厚硬堅韌,才有可能這樣持紙。 可以設(shè)想,若不用硬的簡牘書寫,亦無桌幾依托,將紙拿在手里書寫,紙必須硬挺不易折,所以當時的紙,無論麻紙、繭紙、側(cè)理紙、藤紙,都符合此要求。史料記載王羲之用麻紙或繭紙書寫,應(yīng)是毫無疑問。 到有桌子以后,紙平鋪于上,有桌面作托墊,有椅子坐,視覺距離合適,當然就無須要那么堅挺厚硬的紙了。我們現(xiàn)在所用的宣紙,薄而軟,無論如何是無法拿在手里書寫的。 我懶得去圖書館,就近在古籍書店找《校書圖》,找《女史箴圖》,柜上柜下翻了三個小時,一身汗,一點買拈的意思都沒有,書店的店員無一不投我以仇恨又無可奈何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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